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举世瞩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英雄史诗。那么，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实行战略转移呢？我们可能直接反馈的答案就是因为王明“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我们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那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本文就对红军长征做个简单分析，列举其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国民党“围剿”红军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形式上全国统一的局面，国民党获得了全国的执政地位。此时国民党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指导下，国内剩下的唯一对手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红色政权以及领导的革命军队红军，面对着革命根据地面积的迅速扩大，红军人数的急剧增加，国民党开始组织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
起初，国民党并没有把红军看在眼里，准备上并不充分；红军则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主动退却，诱敌深入，待发现和造成敌之弱点，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时机与地形，集中兵力反攻，歼敌于运动之中。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红军取得了前4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五次“围剿”国民党一改以往冒进的作战方式，不跟红军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利用自己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及飞机大炮的配合，一边前进，一边修建碉堡、构筑工事，稳打稳扎，层层递进，逐渐缩小包围圈。
敌人搞堡垒政策，遍地是碉堡，红军无法攻得动。一仗打下来，就是一大堆伤亡。结果，在国民党新的战略战术之下，红军被动地以阵地战应对，伤亡惨重。到一九三四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到各三百余里。周围敌重兵压境，并不断向苏区中心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
除了军事上的堡垒战术，同时辅以政治以及经济上的紧密配合，政治上推行清乡、保甲制、连坐法、政治怀柔等反动政策，再加上经济封锁。准备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消灭红军，消灭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危机
在国民党军队持久包围与连续进攻之下，红军的消耗日益严重，兵员的补充日益困难。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以后，中央根据地面临着更大压力，出现了严重的军事危机。
根据地的军事危机与王明“左”倾错误有着密切关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突出特点是照搬苏联模式，不懂中国国情，不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教条主义。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延续长达4年之久，最终使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使得红军以及军事行动遭受到了严重的失败。
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危机
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以及博古、李德的执行，不仅在军事上给红军造成严重的伤亡，在政治上也给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危机。
当时因推行‘左’的土地政策，在会昌等地出现群众倒向敌人的‘反水’现象。把一些富裕中农当成地主、富农进行打击，把数量不多的小私营业主当成资产阶级对待，残酷打击在扩红运动中的所谓“消极怠工”分子。“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组织上仿效苏联反倾向斗争和肃反的经验，采用宗派主义的手段，对党和红军内部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采取“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如所谓的“罗明路线”以及“江西罗明路线”。这些都使得中央苏区内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危机
随着国民党对红军“围剿”的不断加强，中央苏区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财政困境。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在日益缩小，苏区面积也在日益减少，战争资源日益枯竭，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财政危机。
国民党在加紧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与交通控制，对接近根据地的地区实施贸易禁运。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得革命根据地军民所需粮食、油盐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日益紧张，而根据地大规模持续的扩大红军运动更加剧了根据地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
这样，在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的情况下，为了筹措急剧增长的战争经费，不得不采取了如借谷运动等一些非常措施。地主土豪打没了，普通群众就成为征集对象。考虑到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承受能力，大规模连续的粮食征集势必造成“竭泽而渔”的局面，这在根本上危及苏区的稳定。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最终撤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是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最终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团结和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战略转移，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举得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